職工生活的變遷，折射出社會發展時代進步的光芒。近70年來新洋農場職工生活水平如芝麻開花節節高，折射出江蘇農墾的經濟不斷發展的軌跡，折射出新洋農場公司的滄桑巨變。

 1954年冬，隨著轉業的父親我們全家遷到了剛剛創建的新洋農場，從此和新洋農場結下了一輩子的緣，目睹和經歷了新洋農場發展的全過程，體驗了新洋人生活變遷的酸甜苦辣。

 那年我5周歲，已開始記事，走進新洋農場的第一天，至今還歷歷在目。父親是用一副挑河的泥筐把我和弟弟從興橋鄉的暫居地挑到農場新洋村新家的。只見幾十排茅草房象一條條巨大的毛毛蟲橫臥在茅草叢中，蘆葦編的笆墻漏空透風，根本擋不了風寒。父親說，這已經好多了，他們來時根本沒有房子，住的的是三角棚，睡的是茅草墊的地鋪。一排茅草房10間住10家，家與家之間是蘆笆隔的，不但不隔音，還透逢，什么隱私都一目了然。一家五六口人擠在不足20平米的房間里，有的甚至是三代同堂，那種壓抑和尷尬真令人窒息。在地上挖個洞支上鍋就是灶，一燒飯煙霧就在10家繚繞，一家燒飯家家都陪著流淚。絕大多數家庭除了一張飯桌和幾張方凳就沒有其它家具可言了，連碗櫥也沒有，幾只碗就堆在飯桌上。記得我家的飯桌還是公家配給的，桌面上有手指寬的縫隙。

  一般家庭都是五、六口人，就靠父母不足50元工資生活，艱苦程度可想而知，子女多的家庭更是艱難。很多家庭供不起子女讀書，小小的年紀就參加了勞動，1959年成立的“少年組”、“小京班”，大的才十三、四歲，小的還不到10歲，稚嫩的肩膀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一個月7元左右的工資勉強能養活自己，減輕了父母的負擔。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職工生活困難到了極致，一度時期職工口糧只有18斤，鹽蒿子、胡蘿卜、山芋干、青菜成了主食，榆樹葉、洋槐花、野菜成了“美味佳肴”。以致在“文革”憶苦思甜時出現一位老貧農“貧下中農解放前生活很苦，但苦來苦去苦不過六零年”出乎人意料的訴說。

  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職工年收入平均只有300元，20多年沒變化，工資收入勉強能維持最起碼的溫飽。隨著子女長大參加勞動，家庭的總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在填飽肚子的同時開始添置簡單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子女結婚也趕潮流了，講究“三轉一響” （手表、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和“三十六條腿” （大廚、五斗櫥、架子床、八棱臺、夜壺箱（床頭柜）、四仙桌、寫字臺、碗櫥、被櫥）。多數人新婚時往往不能滿足，結婚后再逐步添置，一般也能湊滿“三轉一響”、“三十六條腿”。

這時住房也有了改善，1959年告別了蘆笆房，住進了磚墻草頂的住房，1970年代初住房又換成了磚瓦房。人們對住房質量也開始講究起來，墻面用石灰水刷白，地面用石灰渣、煤渣鋪平，后來又鋪成水泥地坪，擺上新購的家具，家有了家的感覺。

  在那計劃經濟的年代，口糧、食油要計劃供應外，生活用品也都要憑布票、棉絮票、肉票、肥皂票、香煙票、糖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才能購買，人們在計劃中壓抑著自己的生活。過年配給點小京果、大糕、花生糖什么的，那簡直是開心得不得了。后來有了滌卡、的確涼不要布票，可價格很貴，做一件滌卡中山裝得一個月工資還拐個彎，這是奢侈品，只有過年過節或相親才舍得穿。

 改革開放如春風沐浴，新洋的經濟步入了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的軌道，職工的經濟收入逐年提高，除了工資還有獎金，生活水平如芝麻開花節節高。喜悅寫在職工的臉上，表現在職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自1980年代初實行房改后，職工自建、自買住房的熱情逐年高漲，住宅樓如雨后春筍般在場部小鎮崛起，大多數職工和居民告別了平房，住進了水衛設備齊全的樓房，人均居住面積達40多平米。職工不再滿足于“三轉一響”、“三十六條腿”，從1980年代初開始，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等家用電器逐步進入職工家庭。進入新世紀后，小轎車業已開進職工家庭，農業職工開著轎車去上班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上網瀏覽成為新洋人的時尚，百歲老人也成為上網聊天的紅人。

 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用水不要挑，燒飯不用草，小轎車滿街跑，昔日的夢想業已成真。